书格格民国四年春，我降生于上海姚家公馆。
后来听用她那口浓重的江西话念叨，我出生那，爷爷刚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。消息传来时，产房里恰好传来我嘹亮的啼哭。爷爷姚家瑶站在雕花木门外，捋着胡须笑道：“这孩子带着祥瑞而来。”
因着这般机缘，加上我是长孙辈中第一个孩子，尽管是个女娃，依然被尊称为“大孙小姐”，更得了爷爷格外的宠爱。
我叫姚静宜，名字是爷爷亲自取的。他说“静女其姝”，望我娴静端庄，一生安宜。可这名字里的期许，我儿时并不懂得。
我们虽然住在法租界的西式洋房里，红砖外墙，黑色铁艺阳台，内里却全然是江西老家的做派。虽不识字，却执掌着家中一切规矩。每清晨，我必须先去她房中请安，用她那难懂的江西话问好，若是发音不准，便要一遍遍重来，直到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意。
“静静，来，呷茶。”总是这样招呼我，递上一杯滚烫的江西云雾茶，苦涩得让我直皱眉头，却不得不小口啜饮。
妈妈是截然不同的。她是爷爷在北京任职时同僚的女儿，说媒定的亲，从四季如春的昆明远嫁而来。记忆中，她总是一身素雅旗袍，坐在西窗下读诗，偶尔抬头望向院中高高的围墙，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忧郁。
爸爸姚锦环是爷爷的次子，他对妈妈相敬如宾，却少有交流；对我疼爱有加，却总像隔着一层什么。
家里宠爱我的还有王婶，她在我家每个月工钱三个银元。路上挑着担子来卖好吃的和好玩儿的摊贩，我从来不放过，总是吵闹着要王婶给我买最爱吃的沙琪玛。
六岁那年，我无意中听见爸妈房中的争吵。
“锦环，静静已经大了，该上学堂了。”妈妈的声音轻柔却坚定。
“家里的女孩子，从未有出去读书的先例。”爸爸语气冷淡。
“这是上海，不是江西老家！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”
“什么年代？在这个家里，爹娘的话就是规矩。”
门缝中，我看见妈妈低头不语，手中绞着一方素白手帕，指节发白。
我那时不懂上学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妈妈眼中闪烁的光芒熄灭了。
因为不能外出上学，妈妈便在家中亲自教我识字读书。她有一口柔软的云南口音，与粗重的江西话截然不同。她教我读唐诗宋词，也教我认识她从昆明带来的植物标本。
“静静，你看，这是山茶，我们昆明满城都是。”她指着压得平整的花朵，眼神飘向远方，“春天来时，整座城像是浮在粉红色的云里。”
在她膝上，仰头问：“妈妈，昆明远吗？”
“远，很远。”她轻抚我的头发，“要坐很久的火车，越过无数山川。”
“那我们能回去看看吗？”
她沉默良久，最后只微微一笑，那笑容薄如蝉翼，一碰即碎。
在我七岁那年春天，爷爷五十大寿，姚公馆又热闹起来。
前院搭了戏台，请的是上海最有名的戏班；后院却摆着长桌，供着爷爷官场上的朋友们饮酒交谈。中西两种世界，在这个家中奇妙地共存。
那天我穿了一件崭新的粉缎袄子，领口袖边镶着白色狐毛，衬得我皮肤愈发白皙。亲自为我梳头，用浓重的乡音夸赞：“咱静静生得真标致，眼珠子黑溜溜的，会说话哩。”
寿宴上，我作为“大孙小姐”，被爷爷带在身边，向各位宾客见礼。爷爷那些西装革履的同僚们见到我，纷纷称赞姚家有位“小淑女”。而在江西老家的亲戚们眼中，我却读到了别的什么——那是一种善意的调侃，笑我这一身洋派打扮下，依然是“土生土长的姚家苗”。
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感觉让我局促不安，只好紧紧攥着爷爷的衣角。
“家瑶兄，这位就是您常提起的掌上明珠？”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先生笑着问。
爷爷自豪地点头：“正是小孙女静宜。”
“眉眼生得极好，灵气人。”
我害羞地低下头，却瞥见在不远处与一群江西女眷交谈，她们穿着老式袄裙，与我这一身粉缎形成鲜明对比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洋场，魂在乡土。
宴至中途，我悄悄溜到后院，那里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，正值花期，满树洁白。我仰着头，看那些如玉的花瓣在暮色中泛着微光。
“你也喜欢玉兰？”一个清脆的男声从身后传来。
我吓了一跳，转身看见一个穿着一套笔挺西装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手中拿着一本书。
原来是他，张三山，十岁了。每次家里举办活动，他总是跟着他的爷爷，也就是我爷爷的同僚来参加。
“我是跟我爷爷来给你爷爷祝寿的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前院。
我点点头，仍有些戒备。
他却不在意，走到玉兰树下，说：“这玉兰真好，不像这个季节的花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玉兰开花时，叶子还未长出，花先叶而放，有种不顾一切的勇气。”他抬头望着树冠，“就像有些人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”
我似懂非懂，却被他话语中的诗意打动。
“你在读什么书？”我问。
他展示手中的书册：“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梁任公的文章，你可知道？”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，像一把嘹亮的小号：“故今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……”
我摇摇头，和妈妈从未教我读过这些。
张三山笑了笑，正要说什么，前院传来呼唤声：“静宜！大孙小姐去哪儿了？”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我说，有些遗憾。
他点点头，忽然从地上拾起一朵刚落下的玉兰，递给我：“送你。”
我接过那朵依然洁白芬芳的花，转身跑开。跑了几步，回头看他，他仍站在玉兰树下，暮色为他镀上一层金边。
那天过后，我把那朵玉兰夹在妈妈的诗集中，偶尔翻到，仍会想起那个说玉兰有不顾一切的勇气的少年。
寿宴后不久，家中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起因是妈妈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套小学课本，坚持要正式教我学数学和新式科目。
“女孩子家，认得几个字，会写自己名字就够了。”用江西话反对，“学那些洋玩意做什么？”
妈妈这次却异常固执：“母亲，静宜天资聪颖，不能耽误了她。”
“耽误？我一个字不识，不也把姚家打理得妥妥当当？”
我躲在门外，听着她们争执，手心出汗。内心深处，我渴望学习那些新奇的知识，却不敢违逆的意愿。
最终惊动了爷爷。
他被请到客厅，听完双方陈述，捋着胡须沉思良久。
“静宜，过来。”他招手叫我进去。
我怯生生地走进客厅，站在中央，感受着三方目光的重量。
“你想上学吗？”爷爷问。
我咬着嘴唇，瞥见妈妈期待的眼神，轻轻点头。
爷爷笑了：“好，那就去。启明小学的校长是我的故交，我已打过招呼，下个月直接去报到便是。”
这个决定让愣住了，妈妈眼中则闪过惊喜的泪光。
“不过——”爷爷转向妈妈，“每由家里的车接送，不得在外逗留。”
这个折中的方案，勉强接受了，妈妈喜极而泣，眼眶微红：“我们静静，终于能出去看看了。”
于是，隔年春天，我成了启明小学的一名学生。
启明小学的校园比我想象中更加新奇，一栋栋红砖教学楼矗立在梧桐树间，场上到处是奔跑嬉笑的学生。这与姚公馆里严肃拘谨的气氛截然不同。
我被分在一年级三班，班主任是个剪着短发的年轻女老师，姓范，说话温柔动听。
“同学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小学生了。”范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笑容明媚，“在这里，你们不仅要学国文、算术，还要学唱歌、画画、做体，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。”
我端坐在座位上，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激动。
然而，最初的兴奋过后，我很受到了自己与同学们的差距。
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的新式家庭，会说流利的国语，有的还会说几句英语。而我，虽然在家中学过识字，却带着一口混合着江西和云南口音的奇怪腔调。
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玩游戏，我却不知该如何加入。
“她的衣服好土气。”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指着我的裙角小声说。
我低头看去，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裙子，确实是去年老式的剪裁。在姚公馆里无人注意的细节，在这里却显得格格不入。
那天放学回家，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房间里，连妈妈端来的桂花糕都没碰。
“怎么了？学校里有人欺负你？”妈妈关切地问。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：“同学们都说我口音奇怪，衣服也土气。”
妈妈轻轻叹了口气，将我搂入怀中：“静宜，记住，与众不同不是过错。你的江西口音是教你的，你的云南口音是妈妈教你的，这都是你的一部分，不必为此羞愧。”
她的话让我心中稍安，但那种局外人的感觉，却像一细小的刺，扎在心头。
一次与表姐妹们的聚会，更让我感受到这种差距。
那是我九岁，家中来了几位从北京回来的表亲。她们穿着及膝的洋装，头发烫成波浪，言谈间满是新式词汇。
“静宜在启明小学读书？”大表姐问，她刚从女子师范毕业，准备赴法留学。
我点点头，有些羞赧。
“那所学校不错，不过比起北平的小学还是差了些。”她语气中带着不自觉的优越感。
“听说你们家规矩大得很，”二表姐凑过来小声说，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男女不同席，女子不出门？”
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新文化、新思想，我坐在一旁，像个局外人。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像一只笼中雀，虽得以飞出笼外看一眼天空，却终究要回到那个金丝的牢笼。
聚会结束后，我独自来到后院那棵玉兰树下。几年过去，它长得更加高大茂盛。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想起张三山说过的话——玉兰有种不顾一切的勇气。
“我也想要那样的勇气。”我轻声对树说。
“静静，在跟谁说话？”妈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我转身，看见她站在暮色中，容颜依旧美丽，眼角却已有了细纹。
“没有，只是…想起一位朋友。”
妈妈走近，轻声问：“今与表姐妹相处得不愉快？”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：“她们懂得真多，见识真广。而我…”
“而你觉得自己像井底之蛙？”妈妈温柔地接话。
我惊讶地抬头，她竟如此懂我。
妈妈轻叹一声：“我年轻时，也有过这样的感受。从昆明到上海，虽是远嫁，何尝不是从一口井跳入另一口井？”
“妈妈，我想像大表姐一样，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”我鼓起勇气说。
她沉默片刻，眼中泛起复杂的神色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我坚持要你读书吗？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不想你重复我的命运。”她望着渐暗的天空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。没有学识，就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任人安排一生。”
在妈妈的支持下，我在小学的学业进步飞快。陈老师特别欣赏我的作文，常常在班上朗读。
“姚静宜同学的《论女子读书之重要性》写得极好，”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说，“‘女子读书，非为妆点门面，实为明理自立’——这样的见解，实在难得。”
下课后，几个原本不太理我的女同学围了过来。
“静宜，你的作文写得真好，能教教我们吗？”
我受宠若惊地点点头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认可的喜悦。
渐渐地，我在学校里交到了朋友。我们一同做功课，一同在场上玩耍，一同讨论未来的梦想。每当放学铃声响起，我总是不情愿地坐上回家的汽车，告别那个自由的世界，回到规矩森严的姚公馆。
这种两面生活的反差，让我愈发渴望真正的自由。
一个春的午后，我带着期末考试的优异成绩回到家中，爷爷罕见地把我叫到书房。
他仔细看着我的成绩单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不错，不愧是我姚家的孙女。”
“爷爷，下学期我想参加学校的合唱团，”我趁机说道，“陈老师说我的声音很好。”
爷爷沉吟片刻：“要去多久？”
“每周三下午多加一节课。”
出乎意料地，爷爷答应了：“去吧，不过要让王妈准时去接你。”
我欣喜若狂，差点就要扑上去抱住爷爷，最终还是克制地行了个礼：“谢谢爷爷！”
走出书房，我飞快地跑到后院，在那棵玉兰树下转了好几个圈。春风拂过，洁白的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，像是在为我庆贺。
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时，她眼中闪着泪光：“我们静宜，终于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一点一点的争取。就像那株玉兰，每年春天，它都会毫不犹豫地绽放，无论是否有人欣赏。
而我的人生，也刚刚绽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