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格格黄浦江的雾气，似乎总能渗进法租界这座西式庄园的每一个角落。姚家瑶披着一件厚重的晨缕，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模糊的江景。离开北平那个权力漩涡已有数年，昔官袍加身的炙热感，早已被江南湿的冷意取代。
他的一生，仿佛是一幅由官印与委任状拼接而成的长卷。
祖籍绍兴，生于江西南昌。寒窗苦读，沿着科举正途，他成了清末的贡生，这是旧时代赋予的功名与资格。然而，时代的浪很快将他推向了另一条道路。他的才和机遇，首先在遥远的四川展现，出任盐运使，掌管一方财税命脉。盐铁之利，自古便是国家财源重器，这个职位，奠定了他后与“财”、“税”二字不解之缘的基础。
民国肇建，万象纷更。1913年，他回到了故乡江西，出任内务司司长，开始涉足地方民政。但北京城显然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，他的能力也被中枢所看重。不久，他便北上，成为北京政府财政部整理赋税所的议员。在那纷乱的年头，整理全国赋税，无异于试图理清一团乱麻，其间的权衡、博弈与艰难，不足为外人道。
履历上紧接着是“长芦盐运使”。这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盐务职位，长芦盐区地处京畿，其重要性更胜四川。随后，他的身影出现在了“安福会”把持的参议院中，成为一名议员。那是一个被特定派系掌控的议会，其间的立场与纠葛，是他后不愿多提的篇章。
人生的顶峰在1923年到来。一纸调令，将他送回了江西，这一次，不再是司长，而是主政一省的省长。封疆大吏，光宗耀祖。然而，彼时的江西，乃至整个中国，正处于军阀割据、政令不通的境地。省长的名号之下，是无数亟待解决而又无从下手的难题：财政匮乏，军队骄横，民生凋敝。
省长任期并未持续很久。1926年7月，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北京的任命公报上，这一次是“全国水利局总裁”。从封疆大吏调任专管水利的部门，看似职权范围缩小，但在那个水患频仍的年代，亦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任。两年后，1928年，随着北洋政府的最终落幕，他也彻底去职。
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他早已选择了在上海置办了产业，把他的一大家子全部迁徙并安置在了上海。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，既有殖民地的畸形的繁华，也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庇护所。
姚公馆坐落在当时的法租界海格路，是一处占地颇广的庄园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并非那中西合璧的园林，而是并排而立、风格各异的两幢三层高洋楼。
东楼，住着姚家瑶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，我的。那是一幢气派庄严的红砖建筑，带着罗马柱式与拱形窗棂，楼前是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西式草坪，象征着规矩与体面。西楼，则住着那位深得姚家瑶欢心的二房太太。听说她是苏州的花国大总统。那是一幢更为精巧秀雅的白色小楼，带有雕花铁艺阳台和凸窗，窗外爬满了葱郁的爬山虎，楼侧则是一小片栽种了玉兰和芭蕉的中式庭院，别有一番妩媚风情。
我的爷爷，名唤姚家瑶，字星如。他的生年清晰，1871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