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格格再睁开眼时，鼻腔里是消毒水混杂着霉味的熟悉气息。
我愣了好几秒，才看清头顶——不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，而是糊着旧报纸的土坯房顶，一根电线吊着昏黄的灯泡。
耳边传来女声：
“沈玉兰，你醒了？快起来吧，上午还要出工呢。”
我猛地坐起身。
狭小的房间，四张木板床，墙上贴着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标语。靠窗那张床上，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正对着小镜子梳头。
那是……周晓梅？
她不是1998年就乳腺癌去世了吗？
我颤抖着手摸向自己的脸——皮肤紧致，没有皱纹。再看向对面破木桌上那面小圆镜，镜子里是一张二十出头的、虽然憔悴却年轻的脸。
1975年。
我回到了二十一岁，在陕北插队的第三年。
离我和贾玉清结婚，还有三个月。
“发什么呆呢？”周晓梅转过身，“贾玉清一早就来找你了，在院门外等着呢。他说今天要跟你说重要的事。”
重要的事。
我想起来了。
1975年6月12日，贾玉清第一次正式向我求婚。
不，准确说，是“通知”我结婚。
他说：“玉兰，我家里托关系拿到了一个工农兵大学推荐名额，但需要已婚身份才能更稳妥。我们先把证领了，等我上了大学，一定想办法把你弄回城。”
当年二十一岁的我，红着脸点头，觉得这是天大的承诺。
却不知道，那个推荐名额本来就是他的，结婚只是为了绑住我——绑住一个心甘情愿在乡下替他伺候生病母亲、自己放弃返城机会的傻子。
“玉兰？”周晓梅奇怪地看着我，“你哭了？”
我抹了把脸，满手潮湿。
不是哭。
是恨。
是三十年被踩在脚下、最后连墓碑上都要刻着“贾玉清夫人”的恨。
“没事。”我掀开打着补丁的薄被，下床穿鞋，“我这就去见他。”
院子里，晨雾还没散尽。
贾玉清站在老槐树下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身姿挺拔。
不得不承认，他年轻时确实有一副好皮囊——剑眉星眼，书卷气里带着知青特有的清高。
前世我就是被这副皮囊和那点“文化人”的气质骗了一生。
“玉兰。”他看见我，露出温和的笑容，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“我给你带了块枣糕，县里买的。”
若是从前，我会感动得鼻子发酸。
现在我只看见他眼底的算计。
“有事说事吧。”我没接油纸包。
贾玉清愣了愣，随即又笑：“还是你了解我。是这样，我家里来了信，说有个上大学的机会……但需要已婚身份。我想着，咱们相处也两年了，不如先把证领了？”
和前世一字不差。
“哪个大学？”我问。
“呃……可能是省里的工农兵大学，还没最终定。”他含糊道，“但这是回城的好机会。玉兰，等我站稳脚跟，一定接你回去。”
“怎么接？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“结了婚，我的户口就迁到你们大队。你上大学走了，我留在这里伺候你生病的妈，等四年后你毕业分配工作，再想办法‘慢慢协调’？”
贾玉清脸色变了变：“你……你怎么这么说？我是那种人吗？”
“你是。”
两个字，我说得平静而笃定。
他彻底僵住了。
晨雾在我们之间缓缓流动，远处传来生产队上工的钟声。
“贾玉清。”我向前走了一步，离他很近，近到能看见他瞳孔里我的倒影，“那个推荐名额，本来就是你爸用两条‘大前门’给你换来的吧？结婚不是必要条件，是你妈想找个免费保姆——而你，想找个垫脚石。”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他声音陡然拔高，又慌忙压低，“玉兰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听别人挑拨，我是真心想跟你……”
“真心？”
我笑了。
笑着笑着，眼泪就出来了。
“贾玉清，你记着今天。记着我沈玉兰说的每一个字——”
“我不嫁了。”
“那个返城名额，我要自己去争。”
“至于你……”我退后两步，像在打量一件垃圾，“爱娶谁娶谁。但别再打我主意。”
说完我转身就走。
“沈玉兰！”他在背后喊，“你别后悔！错过了我，你在这破地方能嫁什么好人家？你妈信里不是说了吗，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嫁对人！”
我脚步没停。
风吹过田野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
是啊，我妈说过。
前世她说了一辈子：“玉兰啊，女人要以男人为天。”“玉兰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“玉兰，为了孩子……”
我忍了三十年。
忍到丈夫在全世界面前感谢小三，忍到儿女嫌我丢人。
这一世，去他妈的“以男人为天”。
我要自己成为那片天。